这一周,我们讲三个人。
第一个,粱炎平,一名在西安打工的湖北人。
上个月,疫情突袭之下,这位装修工人赶回出租房时,其所在的村子刚刚封闭,又不得不返回正在装修的毛坯房,这一住就是20多天。
无暖气、无家具、无锅灶。吃饭这件最小的事,成了粱炎平最大的事。方便面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这些天他吃了60多桶。梁炎平暂住的房间。

梁炎平暂住的房间。

更糟糕的是——睡觉问题。
尽管装修公司送了棉被,但寒冬腊月的西安,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还会降到零下。
粱炎平只好和另一个工友睡在一起,两人“抱团取暖”,可依然会被冻醒。
期间,新闻成了这位装修工的“必需品”。粱炎平每天关注疫情消息,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去,尽快结束这种生活。”
第二个,贾东明,被称为2021年“最惨火锅店”的店主。
这位在郑州的创业者将这半年来的经历浓缩成11行字,道出他的辛酸↓↓↓
“6月10日,签合同装修;
7月18日,试营业;
7月20日,遇洪水停业;
7月26日,恢复营业;
8月1日,报出疫情停业;
9月3日,恢复营业;
9月份,受疫情影响生意惨淡;
10月份,努力经营,稍有起色;
11月1日,又报出疫情受影响;
12月份,鼓足劲头干,生意回升;
1月3日,郑州又报出疫情,被通知禁止堂食,暂停营业。”
第三个,某某某。一位在天津津南区某高校就读的学生,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是网暴的受害者。
返回老家大连后,由于流调信息被泄露,像以往多起类似案例一样,他遭到可怕的网络暴力,自己和家人生活的列车突然偏离了正常轨道,精神上更备受折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什么说这三个人?
这两年,因疫情,不少人的生活无常。他们的遭遇从不同方面折射了突然的变故带给个体的伤害。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在“动态清零”策略下,我们以一时之痛换来长久之安,以局部之失换来整体之得,效果显著,有目共睹。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忽视了那些为此而牺牲或遭到厄运与困境的“少数派”。或因为感染病毒、或因为社区封锁、或因为防控需要,他们本来正常的生活被打乱,工作、事业、名誉甚至衣食住行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我们崇尚集体利益至上,倡导“以小我成就大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不尊重和保护个体的权益,更不表示个人或少数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尊重个体的利益、关心“少数派”的权益是公共治理水平和公务服务温度的体现。尤其是疫情之下,这些群体多为弱势者,更不应被忽略。
譬如,对粱炎平这样的外地工人的隔离,是否有其他解决办法,而不是一拒了之,迫其在“三无”毛坯房中度过这漫长而寒冷的冬日?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很多时候,“少数派”是相对的少数,绝对数量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贾东明这样的餐饮店主就是典型,受疫情影响,餐饮业这两年跌入谷底,数以万计的贾东明式的小店主遭遇经营寒冬。
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还在咬牙坚持。在对他们致以敬意、表达同情的同时,我们是否能有一些务实的行动去帮助和抚慰这些倍受打击却又无比坚强的“小人物”?
我们还要明白,“少数派”和“多数派”有时是可以互换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因为“人多势众”而对个体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
因为,有一天,你、我也可能成为“少数派”。
以那位遭受网暴的大连学生为例,这两年,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实际危害、具体原因、应对举措等,舆论说了又说,讲了再讲。但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为何?
根子上在于我们思想上没有真正重视,方法不多,手段不够,措施不硬,信息泄露的责任者和网络施暴者少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暴的受害者,成为被群起攻击的那个势单力薄的可怜人。
不要再熟视无睹了!
此刻,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我们还在与病毒激战。这场“战争”不仅是对我们经济实力、技术体系、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精神意志、国民素质甚至人性的考验。
在保证防疫大目标的条件下,我们也应更多地考虑到那些受到伤害和作出牺牲的社会个体和边缘群体,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关怀和抚慰。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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